站在旁边的张明俊不动声色地笑了。这一幕，和9年前的自己几乎一模一样。当时，还是在巴黎诺让征兵站这座围墙爬满藤类植物的古老城堡一楼，他背着个大背包，忐忑不安地接过报名表，一一填上自己的详细信息：中学学历，来自温州，到法6年，能讲法语。
如今，张明俊已是征兵站的一名中士长，这是华人迄今在外籍兵团中获得的最高职位。他说，想不到9年后自己的同胞居然还选择加入法国外籍兵团。而他当时选择入伍，也被许多温州老乡，甚至他的父母所不理解——你已经在1997年法国大赦时拿到了居留权，为什么还要去当外籍大兵？
在大多数华人大兵看来，加入外籍兵团，无非是用青春换国籍——无论你是否偷渡到法国，甚至犯过法，只要你年龄在18-40周岁之间，在军团服役满5年，即可优先申请入籍；除此之外，谈什么人生理想，“全他妈扯淡”。
张明俊填完报名表后就挨了教训——他自始至终保持的微笑惹恼了征兵官员，“笑什么笑？你以为你是谁？去，做20个俯卧撑先！”
“我想通过参军适应法国主流社会，可从那时开始，我知道自己首先要适应外籍兵团的生存方式。”张明俊说。
没有比这还轻松的办法
1992年的“长途旅行”让张明俊刻骨铭心。时方16岁的他，与一群人跟着蛇头，坐火车、转汽车、爬雪山、辗转数个国家，最后到达巴黎。
上世纪90年代，大批温州人像铁片一样被欧洲这块巨大的磁铁所吸引，开饭馆、做批发生意，等待大赦机会获得居留权。渐渐地，温州人占据了巴黎的3区、13区、美丽城与巴黎北郊的欧拜赫维里耶市，占居法华人总数的43%。
成功人士的传奇频频传回家乡，流传并放大，而偷渡的危险与创业的艰辛总被有意无意地淡化。无论如何，这刺激了一批又一批年轻人的出国淘金梦。
到了巴黎，张明俊才明白，没有居留权，开不了银行账户，找不到正式工作，随时都有被警察逮捕的危险，“甚至连呼吸一口巴黎的空气都是违法的”。
同样来自温州的李厚霖1990年初到巴黎，“成为一个法国人，这和今天在街上开宝马奔驰一样，是一种身份的标志”。
可来到巴黎后，16岁的他不得不到一家中餐馆刷盘子，做大厨，对于工时和工钱，他没有任何谈判能力——在法国，雇用偷渡仔属于违法，老板冒险收留已是幸运，如果你觉得辛苦就滚蛋，想得到这份工作的人多得是。
空闲时，李厚霖几乎不敢走出温州城一步，那会像“离开水缸的鱼一样失去安全感”。一些温州人甚至留法几十年还不会说法语，他们只需呆在温州城就好，在这座半封闭的聚居点内，从一日三餐到办理车险，都能搞定。“我们不是来到法国，而是一群温州人被空投到巴黎。”
这完全不是李厚霖想要的生活，作为一名典型的温州人，他渴望有自己的生意，比如开一个餐馆。但一切的前提条件必须是，拥有合法居留权。对于偷渡者而言，李厚霖们获得居留权的可行渠道有两个：一是等待大赦机会，只要你足够幸运与耐心，并且在这之前还没被警察逮捕——要知道，法国最近两次大赦时间分别是1981年与1997年。二是与一个法国人或有居留权的人结婚，如果对方乐意配合且你觉得这笔交易划算。
这是每个偷渡者必须面对的抉择，作为一个庞大族群的新成员，他们很容易得到温州老乡的经验之谈——加入外籍兵团吧，这是你我获得法国国籍最便捷的途径。1990年代初中期，外籍兵团中已陆续走进了近300名中国人。
张明俊就是被一个已从外籍兵团退役，做起了批发生意，还开上了跑车的老乡说动了心，“不就是混5年的兵么？在和平年代当兵，比当的士司机还安全。别再犹豫了，没有比这还轻松的办法！”
和李厚霖一样，他被老乡反复告知，报名前要先练跑步，这是最难过的一道关，12分钟内必须跑完2800米。
你们不为任何国家而战
通过体检，即将进入体能测试的张明俊，发现军队并非“混5年兵”那么简单。
外籍兵团允许你是偷渡客，允许你冲着国籍而来，允许你曾经有过犯罪记录，慷慨为你提供食宿、高额保险、每月1043欧元的薪水与每年45天的带薪休假，但绝不允许你在此混日子。从报名者的体能测试开始，外籍兵团的严苛训练与残酷的生存逻辑就发挥出威力。
2800米测试前几天，张明俊患了重感冒。他害怕出局，不敢找军医，只好一个劲地灌开水；为了取暖，他每天一早起来便去抱树。这是他的偶然发现，在乍暖还凉的4月，树的温度比人的温度要高。宿舍内住着五六十人，始终没人注意到他。有人生病，对其他人来说是好消息。毕竟，从体检到正式签约，成功率平均只有20%。
每个报名者都是被各自强烈的目的驱动来此饱尝苦头。后来调往巴黎诺让征兵站工作的张明俊发现，外籍兵团是观察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一扇独特的窗口。军团长期以来自东欧国家的人居多，这与1991年苏联解体与经济长期不景气直接相关。许多东欧人依法享有双重国籍，他们更在乎军团提供的薪水，这比其国内的收入要高许多。不少人出身军人世家，他们乐意成为职业军人，在外籍兵团中打拼前途，逐渐占据了军团的中高层职位。
在近乎晕厥状态下，张明俊冲过了最后的100米。这一关的淘汰率最高，来自台湾的小吴在日记中记录道，绝大部分前来报名的中国人并不知道选拔的程序，像当初盲目地随大流偷渡到法国一样，他们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般来到军团时，连A到Z的法文都不会念，12分钟的轻装跑步，连1600公尺也跑不到。因此，中国人报名人众，录取者少。
吴是中国大兵中的例外，这个此前在台湾拥有自己的IT公司的高级工程师，纯粹为了“换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，接受严苛的体能训练”，加入法国外籍兵团。
为期三个月的强化训练需要全天24小时待命，通常在三更半夜，教官将几颗模拟炸弹扔进军营，大喊，“全都给我滚出来！”急行军是家常便饭，最长的那次连续走两天，一辆越野车全程跟随，随时捡起昏厥或放弃的士兵。
这场最后的考核让张明俊终生难忘。在最后几百米，他快要瘫软在地上之时，双臂被两个东欧人架住了，两人几乎是拖着他到达终点。“那一刻，我明白大家已不是竞争对手，而是兄弟了。”张明俊说。
战友间坚固的兄弟情谊是外籍兵团最关键的生存法则，在战场上，能单独赢得一场战争，并活到最后的那是好莱坞大片。在法国外籍兵团，来自各个国家的士兵要学会唱法国军歌、参加法国国旗的升旗仪式，但他们不必彻底洗刷此前“爱国主义”的对象。培训课上，教官大声告诉台下肤色各异的学员，“你们不为任何国家而战，只为身边的兄弟而战。”
5年后当上中士长的张明俊带新兵时，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，“回家告诉你老婆，她永远是第二位的，军团的兄弟们才是你的大老婆。”
李厚霖曾经与几名战友到酒吧喝酒，其中一名战友醉酒与人打架受伤，同伴架着他到公路旁拦的士，好容易停了一辆，司机看这架势，正欲开走，被愤怒的大兵拦下，把车玻璃砸得粉碎。回到军营后，打架的战友受到了处分，砸的士的几个却得到了表扬：“这是让大家记住，你身边的兄弟就是你身体的一部分，你为你身体一部分打架是对的。
为了国籍我什么都能忍
李厚霖最终以高分入选外籍兵团，和他一同报名的两名中国同胞则遭淘汰。
原则上，高分者都将分到伞军团，但李厚霖申请去了步军团，“我没勇气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。”他告诉副团长。而他的实际想法是，伞兵训练基地在科西嘉岛，离巴黎太远，步军团相对近一些，每个周末可以回趟家。
马剑一选择当厨师，可以在厨房里避过战火，安然度过五年，然后成为法国人。“我只是想获得国籍。”这实际上也是中国大兵的多半选择。
被送往步军团的当晚，李厚霖与战友立即受到“新兵期”的洗礼。
“你们有牙刷吗？”长官问。“有！”士兵答。
“有水桶吗？”“有！”
“好！给你们一分钟时间去拿，用牙刷把厕所、走廊的马赛克给我刷光亮！”
还有烫衣服。外籍兵团阅兵服很繁复，熨烫时，讲究施力，烫轻，没效果；烫重，褶皱会烫糟。第一次给长官烫礼服，李厚霖从晚上10点忙乎到凌晨6点。新兵期里，他像复读机一样反复告诉自己，“忍！为了国籍我什么都能忍！”
每个人的新兵期长短不一，法语好、动手能力强的新兵最容易被老兵们接纳为兄弟。这支庞杂的“联合国”军队严禁拉帮结派，来自同一个国家的士兵原则上不得分到一个连队，在公共场合说家乡话会被惩罚。你要么和大家一起说法语，要么保持沉默。因此，语言始终有障碍的新兵往往成为被人使唤的对象，军团中抑郁症患者形成一个隐秘而庞大的群体，逃亡是司空见惯的现象。
在许多法国人眼中，外籍兵团的士兵多是些犯罪青年或走投无路之人，经历残酷训练后英勇善战，他们对人生没有眷恋，与母国也恩断义绝。
“残酷是我们的生存逻辑。”张明俊说，最危险的战场全都由外籍兵团冲锋陷阵，在法国这个所谓讲人权的地方，公众与媒体都不愿看到法国士兵阵亡，曾有7名法国正规军军人在同一场战争中牺牲，整个法国闹翻了天。而外籍兵团不一样，尽管他们中绝大多数都将或已成为法律意义上的法国人，但在法国主流观点看来，他们始终是一群外国人。
李厚霖完全不能接受“与母国恩断义绝”之说，“相反，我执行的任务绝不能危害中国的利益，这是我的底线。”1995年，李厚霖所在步军团被派往南斯拉夫执行任务，团里一位战友来自南斯拉夫，他选择回到母国作战。“他说不喜欢自己国家的政权，可我觉得他是一个叛徒。”“自己的国家就像外籍兵团一样没得选择，你既然属于他，就得无条件热爱他！
